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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2019年6月10日《文藝報》
 

文章合為時而著

 
林 喦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和創作方法, 在我國的文學創作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尤其是在我國近現代到當下的小說創作中,現實主義創作能夠快速地走向文學主流創作之中,是作家根植于紛繁復雜的現實生活、直面現實中的真善美所做出的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創作題材選擇和藝術判斷,是作家在創作中能夠明顯自覺地突出作家主體創作意識中的社會責任、個體價值意義以及善于用文學表達方式去建構生活之真和藝術之美的具體表現。
  作家滕貞甫近期創作的以反映新時代鄉村振興和鄉村精準扶貧工作的長篇小說《戰國紅》就是這樣一部現實主義主旋律作品。誠然,一般讀者容易憑借所謂的讀者經驗認為,政治上比較強化的作品往往會體現出作者關注現實生活的赤城之心和熱切目光,但同時也因為是主旋律作品,往往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損害了作品書寫現實的深刻性和批判現實的力度,進而會淡化小說作品的美學屬性或者藝術屬性。一個成熟的作家一定是在創作的過程中將根植于原滋原味生活之中的故事發現提煉出來,進而進行屬于自己風格的再創造,并最大努力地突破自我曾經的創作經驗和創作模式。無疑,在滕貞甫的長篇小說《戰國紅》中,作家對農村真實現狀、貧困因由、農民生活狀貌等諸多問題的思考通過作者靈敏豐富的文學敏感度、文字功力、敘事手段和語言風格表達了出來,與其說作者在刻意強化小說的文學性以淡化觀念性寫作的痕跡,不如說是文學經驗在作家現實體驗、真實踏查、巧妙構思中累積形成的藝術自覺對以往模式和經驗的一次有效突圍,充分體現了“文章合為時而著”的中國文學創作傳統表達。
  小說《戰國紅》以東北一個叫柳城的農村在相繼兩批駐村干部(第一批為青年駐村干部海奇為代表,第二批以駐村干部陳放、李東、彭非為代表)扎根農村貧困地區,深入農村底層、親力親為,為農村破世俗、去低俗、選項目,以精準脫貧致富為己任帶領農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故事;同時,作家以極具感染力的敘事經驗和雙線敘事模式真實地塑造了脫貧攻堅中涌現出的一批敢于擔當、攻堅克難、肯于吃苦、積極作為的新時期優秀黨員干部和新時代新型青年農民的典型形象。可以說,《戰國紅》是一部具典型性“主旋律”的小說作品。
  小說所描摹的東北農村柳城是這樣的:“柳城就是歲月之河上一臺陳年水車,以她的破舊之軀,為鵝冠山下這片貧瘠的土地輸送著血液,不知疲倦,不求聞達,年年如此,歲歲這般,時光在這里仿若放慢了腳步”。這是小說中第二批駐村干部陳放對柳城的印象,真實而凄苦,“破舊、貧瘠、放慢了腳步”幾個關鍵詞簡潔明了地描繪出東北一些貧困地區的真實狀貌。然后就是在這樣的“破舊與貧瘠”之地,以杏兒、李青為首的一批新時代農村的新型農民,她們以詩一般的情懷眷戀、期盼和守護著她們心中的田園村莊,不管生養著她們的鄉村是怎樣的落后、貧瘠,是怎樣的破爛不堪、陳舊迂腐,她們總是以心懷希望,不放棄不拋棄的執著心態面對著現實,面對著希望。小說中對杏兒的形象描述具有極大的時代性和希望性。“寫詩的女孩叫柳春杏,一個春夏秋冬都喜歡穿牛仔褲的姑娘,村民稱呼人喜歡簡潔,男女老少都習慣叫她杏兒。杏兒蜂腰鶴腿,喜歡用一雙明眸說話,馬尾辮蓬松自然,臉上總是掛著矢車菊一般的微笑,清麗而不嫵媚。”農村女青年杏兒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所抱有的執著希望,不僅是農村里“一棵樹、一眼古井,五只白鵝”,還有像“穿著一件立領白色夾克,白色收腿運動褲”、會畫油畫的青年駐村干部海奇一樣給貧瘠陳舊鄉村帶來脫貧致富的希望,后來柳城又來了第二批駐村干部陳放、李東、彭非給杏兒、給鄉村所帶來的希望。就是因為有了這些“希望”,杏兒才寫出了“少女、將花容寄存在井里/不擔心,有風打憂/渴望有個背著行囊的游子走來/搖響,打著鐵箍的轆轤”的詩句;杏兒給村里致富項目糖蒜社里的品牌食品糖蒜撰寫的“不經意的經典”廣告詞“把你浸泡在思念里/七天七夜/當我敞開心扉/你已經紅透”這樣的詩句。在與競爭對手對峙的時候,杏兒很樸素地說:“因為當詩人原本也不是我的奢望,我印象里詩人都不食人間煙火,而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鄉下女孩”,這句極為普通的話語恰恰印證出一代新型農民的樸實、真誠與執著;也正是農村人有了這般的真誠與執著,兩批駐村干部海奇、陳放、李東、彭非才前仆后繼地帶領農民積極修繕小廣場,養殖豬業(雖然中途失敗)、做糖蒜食品、治山植樹等探尋鄉村致富之路,才有了根除賭博、治理喇嘛咒等落后習俗的突圍之舉,才有了像陳放一樣的駐村干部。
  小說《戰國紅》正是在全國上下大力推進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的大背景下創作出來的一部具有典型性的主旋律作品,作者作為敘事的旁觀者,借用農村女青年杏兒的視角,平實而簡明地將作者客觀化敘述融入到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生活真實,進而不動聲色地描寫故事、描寫人物、描寫陳舊而貧瘠地區的村民生活狀態,描寫投入到精準扶貧工作的駐村干部,并真誠而真實地通過“亮身份、樹形象”、“干真事、真干事”地塑造一個個鮮活的駐村干部形象。因此,小說《戰國紅》所講述的故事具有真實性,人物具有鮮活性的特征。
  小說中無不浸透著作家所熟悉的土地、地域文化的表達和對地域底層農民的觀照,字里行間透射著作家對家園、土地、生民無限的熱切關照,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和這部作品的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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