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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時代多聲部的中國非虛構文學

時間:2019-10-08 09:17      來源:文學報 信世杰

伴隨著近年來互聯網寫作與創意寫作教育的推行,大眾非虛構寫作被充分激活,成為中國非虛構文學體系中最具開放性與活力性的一個維度。

一、被誤解的非虛構文學概念

“非虛構文學”這一概念在我國的推廣,無疑得益于《人民文學》自2010年以來的一系列倡導。在《人民文學》的首倡下,一系列帶有強烈社會問題意識和社會批判性的作品在“非虛構”旗幟下被陸續推出。從最初的《梁莊》《詞典:南方工業生活》《中國,少了一味藥》《生死十日談》,到后來的《大地上的親人》《呼喊在風中》《崖邊報告》《青苔不會消失》《寂靜的孩子》,這一系列呈現社會危機的作品引發了一股聲勢不小的“非虛構文學潮流”。但若將著眼點放回到上世紀,我們會發現,王暉、南平兩位學者早在1986年就已提出用“非虛構文學”來涵蓋報告文學、紀實小說、口述實錄體等幾種文體,進而嘗試仿照西方虛構/非虛構文學二分法,建構起非虛構文類體系。可惜的是,當年這一提議并未引起足夠重視。

對比來看,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對非虛構文學的兩次提及,在內涵上存有明顯差異。這一差異的關鍵點就在于對待報告文學的態度——前者視其為重要的組成部位,而后者卻將其作為主要對立面。

作為一種僅有百余年發展史的新型文體,報告文學發生、發展于風云激蕩的二十世紀,帶著明顯的左翼立場登陸文學場,在漫長的革命年代發揮了強大的“戰斗作用”。當革命年代逝去,尤其在新世紀前后,報告文學進入一個重新調整自身定位,進行文體內部變革的新階段。有批評家將報告文學在新世紀前后的這一“變革期”錯當“消亡期”,從而在此基礎上嘗試借用“非虛構”這一概念來代替報告文學。

同任何文體一樣,報告文學這一年輕文體在它不長的發展歷史中不斷摸索前行,自然有其自身的調整期和低潮期,為報告文學妄下“消亡論”,顯然是不科學、不合理的。相反,在新世紀以來這股“非虛構潮流”的“鞭策”下,報告文學快速進行自我調整,創作出一批既能把握時代潮流、反映時代精神,又有較強可讀性的優秀作品,其中佼佼者如何建明的《大橋》《浦東史詩》《山神》,紀紅建的《鄉村國是》,王洪鵬、馬娜的《中國機器人》等。何建明在近來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正是這種宣傳式的、新聞式的和過于‘直接干預’性的‘報告文學’寫作,又使得所謂的‘報告文學’作品良莠不齊,既損害和影響了報告文學的聲譽,又妨礙了報告文學文體本身的發展,它還加深了人們對報告文學的歧義和誤解。”(《什么是真正的“報告文學”》)正是在不斷的自我調整和變革過程中,中國報告文學在新時代面對新命題謀求新發展。

評論家許道軍曾敏銳地指出,報告文學并不是非虛構寫作的對立面,“任何時代的寫作,包括非虛構寫作,它們的對立面,一定是虛假寫作,一定是錯誤、扭曲的現實與歷史書寫,違心、惡意的寫作立場,膚淺、無能的現實觀察等。”(《非虛構寫作的興起、假想敵與對立面》)無論是興起于新世紀的這股“非虛構潮流”,還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扎根中國文壇的報告文學,二者共同面對的敵人應是“虛假”甚至“虛無”的寫作。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報告文學并非走向消亡,“非虛構潮流”與報告文學也絕非互為對立面。經由對現實的書寫而通向理想未來,才是二者共同的精神旨歸。

在厘清這兩個爭論之后,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更重要也更加前置性的問題上:非虛構文學、報告文學與《人民文學》倡導下興起的“非虛構潮流”三者到底存在怎樣的關系?我們認為,王暉、南平兩位學者早在1986年提出的非虛構文學概念應被重新正視,即“非虛構文學”是一個包含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在內的文類概念。而當下語境中的這股“非虛構潮流”,應看作是對低谷期報告文學的一種反撥,這種反撥帶來了不同于傳統報告文學的新觀念與新形式,打開了中國非虛構文學中長期被宏大敘事壓制的個體敘事層面,但同時也應警惕的是,個體敘事與民間話語在“歷史理性”層面存在先天缺失,而這一缺失,恰好是報告文學之所長。

雖然暫時還無法對其進行有效命名(也并不需急于命名),但這股“非虛構潮流”所帶來的新特質已豐富了中國非虛構文學的文類內涵。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同屬于非虛構文類的報告文學與這股“非虛構潮流”仍將在不斷的互動中共同前行。如茅盾先生在1937年所言:“我對于某些‘批評家’之審定《包身工》為標本曾表示了懷疑;我以為不應該用‘標本’的說法來暗示青年作家擠上一條‘只此乃是官道’的狹路。”(《關于“報告文學”》)不以外力將某一類別定于一尊,而是抱以“萬類競自由”的寬容心態推動中國非虛構文學這一文類的發展,使非虛構文學能夠和虛構類文學一道講好中國故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文學命題。

二、網絡時代的創意非虛構寫作

梳理非虛構文學內部諸多類別之間的關系,建構非虛構文類體系,是一項值得深入的必要工作。唯此,才能避免無謂爭端,維護中國文學總體發展的正常秩序。此外,還應該注意到的一點是,伴隨著近年來互聯網寫作與創意寫作教育的推行,大眾非虛構寫作被充分激活,成為中國非虛構文學體系中最具開放性與活力性的一個維度。

在今年6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創意寫作研究院舉辦的“未來網絡文學家”頒獎大會上,黃平教授談到“我們提倡的是一種大網絡文學概念,不僅限于傳統的商業網絡文學網站作品,也包含微信公眾號、APP、豆瓣等各種各樣的網絡寫作。”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泛網絡文學”或“互聯網寫作”。有意思的是,此次獲獎作品讓創意寫作、網絡文學、非虛構文學三者首次被緊密關聯于一處。

創意寫作與非虛構寫作的關聯由來已久,或者說,非虛構寫作一直作為創意寫作教育教學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報告文學創始人之一、《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約翰·里德曾將《暴動的墨西哥》一書的稿費捐贈給他在哈佛大學的寫作導師、創意寫作學科奠基者科普蘭,并在此書獻詞中寫道:“我寫下了對墨西哥的印象,與此同時,不禁想到:如果沒有您的教導,我可能永遠不會注意到這些,更別說寫出它們了……我只能像此前的眾多寫作者一樣,向您表達謝意:是您讓我學會如何發現有形世界中的隱秘之美……”

作為創意寫作教育教學系統草創時期培養出的優秀非虛構作家,約翰·里德與埃貢·艾爾溫·基希等人一道,以自身寫作實踐創造了報告文學這一非虛構文體,同時,也正是由于里德的成功案例與慷慨捐助,創意寫作得以在哈佛大學繼續發展壯大。而上世紀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與“非虛構小說”潮流興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創意寫作前期所培養的非虛構文學作者與讀者基礎之上。

伴隨著創意寫作自身系統化的進一步發展,“創意非虛構”(Creative Nonfiction)逐步被美國各大高校確立為本科、碩士以及博士學位。非虛構作家約翰·麥克菲自197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開設創意非虛構課程,四十余年來所培養的學生遍布全球非虛構文學生產體系的各個環節,其中最為我們熟悉的便是創作出《江城》《奇石》《尋路中國》的何偉。而何偉也于近日重回中國,定居成都,并在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開設“非虛構寫作”課程。2009年以來,創意寫作在國內高校系統迅猛發展,非虛構寫作作為其重要構成,被逐步重視起來。在2015年首屆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大會上,何建明、李炳銀、黃傳會、李春雷等報告文學作家便在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學科成立了“報告文學工作坊”。

近年來,創意寫作系統下的非虛構寫作教學與創作實踐,已經開始逐步從高校教育向社會化教育延伸,這一延伸的基礎便是互聯網寫作的普及。2015年以來,非虛構新媒體寫作平臺蜂擁而起,“騰訊谷雨”、“網易人間”、“正午故事”、“中國三明治”、“真實故事計劃”、“澎湃·鏡相”等平臺共同搭建出一片非虛構新媒體寫作陣地,大大增加了非專業寫作者發表作品的機會,激發了潛藏于廣闊日常中的“真實故事”資源。除刊發大眾非虛構作品外,各大新媒體平臺還以多種方式發掘、培育優秀非虛構寫作者,共同推進著中國非虛構文學在大眾寫作這一層面不斷創造新的可能。

在中國非虛構文學發展史上,其實早有大眾非虛構文學寫作的成功案例。早在1936年,茅盾就曾仿照高爾基編寫《世界的一日》這一設想,編輯完成了記述全國各地、各行業普通人在1936年5月21日這一天生活日常的《中國的一日》。茅盾指出“大多數向不寫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員、小商人……他們的來稿即在描寫技巧方面講,也是在水平線以上的。他們中間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樸質得可愛。反之,大部分學生來稿乃至少數的文字生活者的來稿,卻不免太多了所謂‘新文學的濫調’。從這里,我們深切地感到我們民族的潛蓄的天才實在不少,倘使環境改善,立刻能開放燦爛的比現在盛過數倍的文藝之花。”

當下的時代,正是茅盾先生所說的“環境改善”的時代。近年來連續出現了像秀英奶奶《胡麻的天空》、饒平如《平如美棠》、姜淑梅《亂時候,窮時候》《苦菜花,甘蔗芽》等多部廣受好評的優秀大眾非虛構作品。在各大網絡平臺上,大眾非虛構寫作者也正不斷產出以“泛網絡文學”形式呈現的非虛構作品。正如茅盾先生所預言,當下時代中,非虛構寫作的“文藝之花”正在大眾中綻放。

時代文學的高峰需要屹立在高原之上,而高原之下更需堅實的大地。在中國非虛構文學發展史上,已經產生了以報告文學主要成就為代表的“高原”,如果能經由創意寫作與互聯網寫作將大眾非虛構文學發展為廣闊而堅實的“大地”,那么,中國非虛構文學“高峰”的形成將是一種可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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